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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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海

　　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着意开发东南疆土以对抗北方的魏和西南的蜀两国。临海一带地处南进的前沿，地位显得非常重要，而设有行政管理机构的章安（今椒江章安镇），更是成为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入海远规台湾。有学者认为：“卫温、诸葛直的夷洲之航很可能是以临海放洋出海的”（童隆福《浙江航运　史》）。更有学者以为，此次远航的出海口就在章安（叶哲明《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出海港口考析》，刊《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这是我国历史上大陆与台湾大规模交往的第一次记录，也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出航台湾，并行使国家权力。意义非常重大。建兴二年（252年），会稽王孙亮废齐王孙奋为庶人，并迁居章安。太平三年（258年），孙亮复封孙奋为章安侯。建衡二年（270年），孙奋与临海太守奚熙联合反朝，并“断绝海道”，以阻吴三郡总督何植大兵。但谋反最终失败，孙奋及其五子随之被毒死。同时，对于仍然自据于山区的部分越族，东吴政权在其统治江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仍是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以致战事绵延不断，迫使越族逐渐式微。西晋对临海完全承袭了东吴的行政制度。泰始二年（266年），晋武帝封侯史光为临海侯；惠帝元年（291年），又封裴楷为临海侯。西晋统治崩溃后，随着越族与汉族的逐渐同化，临海一带的民族矛盾也随之淡化，代之而起的是阶级矛盾的激化。在这个过程中，临海几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时期，而是在越族的部落联盟被镇压瓦解后，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当封建地主阶级逐渐壮大，豪门世族逐渐形成之时。伴随着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不断加重，农民起义逐渐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太守苏峻谋反，临海有人聚众响应，为晋将王舒剿灭。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孙恩发动了旨在推翻东晋王朝的起义，临海周胄起兵响应，临海郡太守新蔡王司马崇弃城逃跑。次年，孙恩攻打会稽，转入临海。五年（401年），再次从会稽撤至临海。此时的临海，已是孙恩起义军的后方基地。孙恩后于元兴元年（402年），在临海大固山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因投海而亡，随其自沉的教徒约有数百人之众。辛景与孙恩在临海大固山一战，造成了孙恩起义的最后失败。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残酷的，但这一场战争却为临海人民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那就是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台州府城墙”。按《辞海》所说：台州府城墙“相传为辛景抵御孙恩所筑”。孙恩（？—402年）为东晋时的五斗米道道士，字灵秀，琅琊（今山东临沂县西）人。其家族世奉五斗米道，是永嘉南渡世族。隆安二年（398年）随其叔孙泰率教徒起事，孙泰事败被杀，孙恩避逃海岛。次年，孙恩重整旗鼓，率军攻克会稽（今绍兴），自号“征东将军”，称其教徒为“长生人”。浙东八郡群起响应，众至数十万。孙恩之攻临海，有临海人周胄率众响应，由此推断，当时在临海，也有五斗米道教徒及五斗米道的影响。可见临海与内地的各种联系包括宗教上的已经是非常的密切了。南朝时，中央政权更替频繁，各地郡守与地方豪强往往割据一方，互相攻伐。南朝宋泰始五年（469年），临海人田流起兵，并据鄞县沿海山谷要地，设立屯营，对抗官府，并自称“东海王”。从他自封的称号看，明显的上承汉初东海王国的余绪，具有山越图谋恢复的色彩，后被刘宋战将周山图所剿灭。梁大同三年（537年），又有“临海、会稽诸县山民大起”的记载，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平元年（558年），东阳州刺史张彪围临海太守王怀振于剡岩，梁军来援后才得以解围。同年，继任的太守庾持又被“山盗”劫持三个月，经朝廷派兵镇压，庾持才得免于一死。陈代以降，统治者与临海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深厚，临海既是他们的势力基础，也是他们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当地汉、越两族的彻底融合，可能即于此时最后完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临海一带战事频仍，纷争不息。但丰富的文物遗存，表明在这段时期内，临海随着汉、越两族的不断融合，社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首先是经济的发展。三国以来，农业生产发展加快，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例如，三国吴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就对临海一带的农业和经济作物作了记载。其中就提到“丹丘谷夏秋再熟”。丹丘是当时临海郡的别称，因此，这段话可以证明，早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临海的粮食生产已经实行一年两熟制。同时，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很多，以豆最为普及，以姜最为出名。唐官编《新修本草》曾称：姜“出临海章安者佳”。南朝时，临海郡的章安和临海的干姜已是贡品。《南史·孔诱之传》载，孔诱之“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十斤，齐武帝嫌其少，及知诱之清，乃叹息”。宋《嘉定赤城志》卷三十六引梁陶弘景对临海干姜制作的详细描述：“干姜惟临海章安二三村善为之，其法以水淹三日，去皮，置流水中，更六日，又去皮，然后晒干置瓮瓯中，谓之酿也”。可见临海的干姜系精心加工而成。种姜不单是为了食用，亦可兼作药用，故种姜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流通而换取其它物品。此外，蜜与栗也颇不错，《梁书·傅昭传》载，傅昭于“（天监）十七年（518年）出为智武将军、临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后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又《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述种植或野生的经济类作物尚有般肠竹、狗竹、杨梅、猴泗子、关桃子、土翁子、枸槽子、鸡桔子、猴总子、王坛子、馀甘子和萪藤等。还有食品加工业也开始出现，如“杭（树皮）味似楮，用其皮汁和盐渍鸭子”（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称为皮蛋（彩蛋）。渔业生产则相当发达，捕捞水域北至今嵊泗、岱山一带，南到大陈洋面。作业的船只，最大的称“鹰捕”，其次名“大钓”和“拉钓”。捕捞的水产品种类很多，鱼类有大小黄鱼、墨鱼、比目鱼和石斑鱼等；贝壳类有蚶、蛎、蛤蜊等。晋文学家陆云曾记述当时的作业方法：“若乃断遏回浦，隔截曲隈，随渐进退，采蚌捕鱼，鳣鲔亦尾，锯齿比目，不可纪名。脍鲻鳆，炙鳖鯸，烹石首，臛（上次下鱼）（上如下鱼），真东海之俊味，希膳之至妙也。其及蚌蛤之属，目所希见，品目数百，难以尽言”。而流经临海的灵江流域也有“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沪溪梁六十余所”及“渔捕沪业，交横塞水”（隋《国清百录》）的记载，可见捕捞规模之大。
　　船舶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三国时，临海郡的“横藇船屯”（今属浙江平阳）设有官营造船场，为造船业的中心。又“温麻五会者，永宁县出章林，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太平御览》引周处《风土记》）。温麻船屯在今福建霞浦县，永宁县即今浙江温州，当时均属临海郡管辖。民间船舶的制造也很发达，东晋孙恩起义，在临海灵石山“毁材木以为船舸”（《太平寰宇记》），即是明证。临海的造船业由此可见一斑。
　　陶瓷业至是时几乎达到了鼎盛。目前临海境内已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7处，其中较为重要的为鲶鱼坑口窑址、安王山窑址和西岙窑址等。鲶鱼坑口窑址坡度堆积层较厚，内涵丰富。器形大方美观，釉色呈淡青或青中微黄，釉层薄而亮，少量器物上有褐色点彩，绝大部分施满釉。纹饰有鸡头、席纹、直条纹、斜格纹等。主要产品为碗、钵、罐、罍、瓶、壶以及盘、砚等。此外，採集到的标本残片尚有建筑模型、流、兽形流、独角兽形流等，因残破严重，无法描述其详。另1989年4月10日，曾于窑址的堆积层中意外的採集到一件铜洗、二件铜熨斗和一件铜魁。铜洗，宽唇、平底微圆，三足，腹部饰四道弦纹及相对的二立式辅首穿孔耳，足为虎首蹄形。通高15．2厘米，口径39．2厘米，唇宽1．6厘米，底径30厘米。二件熨斗叠置于洗内，广唇圆腹。上面的一件通高5、2厘米，口径16、7厘米，柄长30、3厘米。唇部饰二道弦纹。下一件唇部较斜，亦无弦纹。因泥土与铜洗重度粘结，暂时未予以清理。魁有流与蹄形鼎足，柄长21厘米，柄端有孔，底部有一层火烧后的烟煤。通高7．5厘米，口径10．9厘米。窑具均为间隔具，有托面环形和蹄形齿口竹节形。
　　安王山窑址保存很好，产品风格与鲶鱼坑口窑址比较接近，但产品种类明显减少。纹饰多为凹弦纹，另有斜格纹、未字纹等。器物点彩增多。多施釉，釉色青或青中微黄、带黄，光泽滋润。主要产品有碗、钵、罐等。窑具为蹄形齿口和齿口竹节形，托面饼状凸出，中间凹，个别托面系后粘。西岙窑址遗物散落面积较大，部分窑址因西岙坑自然改道，已遭破坏。从採集的标本看，产品以碗、罐等为大宗。与上述几窑相比，产品种类更少，器形则起了很大的变化，釉色普遍较前差，无光泽。窑具分垫具、间隔具二种，间隔具下端口斜收，成盂形。托面内凹，平口，两端都留有4至5个泥烧点。
　　从以上窑址中出土的器物看，所产器物的质量和精美程度绝不低于名闻中外的越窑产品，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临海的手工业除了陶瓷业以外，还有芒履、绢和蒲席的生产，其中尤以“芒履”为时人所瞩目。所谓“芒履”，实际上就是一种用络麻制做的高质量“草鞋”。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那些崇黄老，尚清谈，整日无所事事，纵情于青山绿水之间的文人士大夫们。由于使用者都是社会上层人物，故与之相适应的“芒履”必然具有较高的质量。也正因为如此，临海太守王筠在梁大同元年（535年）离任时一次就带走“两舫”。绢的生产也颇有名声，梁天监十七年（518年），傅昭任临海太守时，“县令常饷栗，置绢于薄下，昭笑而还之”（《梁书》卷26）。这些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充分反映出当时临海人民的劳动智慧和与内地经济、技术等方面交流的密切程度。
　　六朝时期临海的制砖业也相当发达，从历年发现的古遗址、古墓葬中出土的砖瓦看，当时的烧造工艺水平很高。砖的形制有方形砖、楔形砖和空心砖，纹饰有钱纹、鱼纹、龙纹、虎纹、鸟纹、凤纹、鹿纹、羽毛纹、兽面纹、人神面纹、以及几何图案等，并有多种图案组合。也有少量描绘田猎生活的画像砖。砖的侧面和上下端，往往为文字，大都是年号月日、制作人、墓主等纪时、纪事类。书体有篆、隶、真及带行笔的书体，书法水平较高。瓦则有板瓦、筒瓦等，瓦当上饰有图案或文字。涌泉镇的管岙一带，曾发现大批的这类废砖瓦，说明当时的管岙是制砖的大砖场。
　　临海的六朝古遗址，最重要的当为义城遗址。义城遗址位于灵江南侧支流义城江下游江南街道姜家岙村，坐落在大岭山南麓梯形的斜坦中，现已夷为一片水田。此遗址于1985年首次发现，经步测，文化层散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遗址的北缘还发现有残段夯土城墙。调查中获取的标本表明，该遗址的主体文化为六朝时期的青瓷，器物多属生活用品、文具和明器等。如碗、钵、洗、杯、瓶、壶、罐、盂、砚和谷仓罐等。型制多为平底、凹底，也有少量圈足。器物胎坯厚重，胎骨坚硬，制作较精湛。通体施釉，胎釉结合紧密，釉色以淡青为主，也有青中泛黄。釉质滋润光泽，晶莹明快，呈玻璃状。表面多光素，少部分饰斜方格纹、弦纹、连珠纹和贴塑铺首。通过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分析，有专家认为义城遗址可能就是六朝时期临海县治的故址。如此，则意义不言而喻。

　　临海境内的六朝古墓葬，主要集中在杜桥镇的湖山下、洋平、马岙，涌泉镇、沿江镇、江南街道和河头镇等地。大洋街道的五孔岙村也有一座，那是1958年发掘五孔窑址时发现的东晋太元（376—396年）王氏墓，出土有青铜剑、青铜插等器物。其中纪年墓有，杜桥镇西洋晋太康四年（283年）墓，大田街道洋渡晋咸和五年（330年）墓和兰田晋永和十年（354年）墓等。据清代的记载，纪年墓早在清代就有大量的发现。如《台州府志·金石录》所载，临海境内发现的纪年墓就有，今大田街道山前岭出土的“……七年”墓，砖铭为“……七年，吴国弓氏”。河头镇出土的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墓，砖铭为“太康五年（284年）八月一日，杨，太岁在甲辰作”。章安镇墩头（今属椒江）出土的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墓，砖铭为“司马治，时太康九年（288年）太岁……”。河头镇出土的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墓，砖铭为“元康元年（291年），疆头，口口口口日造”。垫廛（不详）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年）”墓，砖铭为“元康六年（296年）八月十五日，董作”。河头镇出土的西晋“元康七年（297年）”墓，砖铭为“陈，元康七年（297年）八月作”。白水洋镇下尤出土的西晋“元康八年（298年）”墓，砖铭为“元康八年（298年）八月十一日，俞敬口”。河头镇出土的西晋“元康八年（298年”墓，砖铭为“元康八年（298年）七月十日，朱三所作”。章安镇墩头（今属椒江）出土的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墓，砖铭为“永康元年（300年）口口已末朔廿日戊寅章安刘氏甓范”。白水洋镇下尤出土的“永宁（301年—302年）”年间墓，砖铭为“永宁（301—302年）口口八月七日，吴定作”。河头镇出土的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墓，砖铭为“太安二年（303年）王太，陈顺合制”。河头镇出土的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墓，砖铭为“永嘉五年（311年）岁在辛未九月十日，何雁”。章安墩头（今属椒江）出土的西晋“永嘉（307—313年）”年间墓，砖铭为“永嘉（307—313年）。王氏辟（甓）”。河头镇出土的西晋“建兴二年（314年）”墓，砖铭为“建兴二年（314年）戊戌岁二月，虔通甓”。北山出土的西晋“建兴二年（314年）”墓，砖铭为“建兴二年（314年）太岁在甲子八月，孝子秦赐”。北山（今属邵家渡街道）出土的西晋“建兴三年（315年）”墓，砖铭为“建兴三年（315年）太岁在癸亥，徐道周作。建武司马”。北山下（今属邵家渡街道）出土的西晋“建兴三年（315年）”墓，砖铭为“建兴三年（315年）太岁隐起”，背文“建武◎司马”。章安镇（今属椒江）出土的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墓，砖铭为“大兴三年（320年）八月廿五日，蒋伧作”。大洋街道双桥出土的东晋“永昌元年（322年）”墓，砖铭为“永昌元年（322年）口口八月十五日，番有言立作”。大田街道出土的东晋“泰宁二年（324年）”墓，砖铭为“泰宁二年（324年），岁，番文”。江南街道章家溪出土的东晋“泰宁三年（325年）”墓，砖铭为“泰宁三年（325年）七月廿一日，高茂周造。太岁在乙酉口口”。大洋街道双桥出土的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墓，砖铭为“咸和三年（328年），吴长芝”。大洋街道双桥出土的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墓，砖铭为“……岁在丑（329年），……吴长芝，章重作”。大田街道兰田檀胡岭出土的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墓，砖铭为“咸和五年（330年）太岁丙寅七月卅日吴思功作”，侧文“郡太守孔县令羊右尉明年番同”，上端文“唐宠”。章安墩头出土的“咸和五年（330年）”墓，砖铭为“咸和五年（330年）九月廿日立公，周一玉”。大田街道兰田檀胡岭出土的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墓，砖铭为“咸康七年（341年）八月十日富茂藏作”，侧文“临海郡太守口载令魏在”，下端文“太岁辛”。大洋街道双桥出土的东晋“建元元年（343年）”墓，砖铭为“建元元年（343年）太岁癸卯七月廿八日，桓氏却作，故纪识之”。河头镇出土的东晋“永和元年（346年）”墓，砖铭为“永和元年（346年）七月十五日，朱所……”。张岙（今属大洋街道）出土的“永和六年（350年）”墓，砖铭为“永和六年（350年）八月廿日，张宁作”。大田街道兰田出土的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墓，砖铭为“永和六年（350年）太岁庚戌，富君举作”。大田街道兰田出土的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墓，砖铭为“永和六年（350年）太岁在庚七月廿五日，富君甫，董休叶”。括苍镇张家渡王庄山出土的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墓，砖铭为“永和六年（350年）八月，陈肱作。陈祖肱。祖肱。府君公教。处士陈口书”。括苍镇张家渡王庄山出土的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墓，砖铭为“永和六年（350年）八月廿日，陈稚、陈祖谋、祖肱造”。张家渡王庄山出土的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墓，砖铭为“永和九年（353年）王氏作”。田山头（不详）出土的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墓，砖铭为“永和九年（353年）七月十三日，桓公道，丑岁作”。大田街道兰田檀胡岭出土的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墓，砖铭为“永和十年（354年）太岁在寅”；侧文“八月二日章孟山作”，下端文“宋领校时”，并饰有鱼形纹。大田街道兰田檀胡岭出土的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墓，砖铭为“永和十口（354年）口岁在寅八月十三日，潘隋秋、隋创造作，番长达”。河头镇出土的“永和十年（354年）”墓，砖铭为“永和十年（354年）八月十日，吕道光刻之。太岁甲寅”。大田街道兰田出土的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墓，砖铭为“永和十年（354年）太岁在甲寅，八月一日，章孟高作，孟达成”。西乡石塘出土的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墓，砖铭为“永和十一年（355年）太岁在乙卯，八月作，薛”。石塘（今属括苍镇）出土的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墓，砖铭为“永和十一年（355年）太岁在乙卯八月十六日，薛作”。江南街道上岙出土的东晋“兴宁二年（364年）”墓，砖铭为“兴宁二年（364年）八月廿日，高利达作”。溪口（今属杜桥镇）出土的东晋“兴宁二年（364年）”墓，砖铭为“兴宁二年（364年）九月四日，日田厚唐作砖”。大田街道兰田出土的东晋“兴宁二年（364年）”墓，砖铭为“兴宁二年（364年）七月廿日，桓氏芝作。桓，七月廿三”。南乡上岙（今属江南街道）出土的东晋“兴宁三年（365年）”墓，砖铭为“兴宁三年（365年）九月八日，高守文作”。大田街道兰田出土的“兴宁三年（365年）”墓，砖铭为“兴宁三年（365年）太岁在乙丑，正月十八日，章孟蛾作”。古城街道鲤鱼山出土的东晋“泰和六年（371年）”墓，砖铭为“泰和六年（371年）九月戊申朔廿二日戊子，杨难作”。大汾石马山出土的“太和六年（371年）”墓，砖铭为“太和六年（371年）九月十七日，许作”。大洋街道双桥乌山头出土的东晋“咸安二年（372年”墓，砖铭为“咸安二年（372年）八月十五日，王君章”。大田街道出土的东晋“太元二年（377年）”墓，砖铭为“太元二年（377年）七月十七日，吕作”。大洋双桥出土的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年）”墓，砖铭为“太元十七年（392年）太岁在壬辰八月七日，严君才”。河头镇出土的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年）”墓，砖铭为“太元十七年（392年）八月十日作。衰子王须、（左日右午）、泉三人作”。白水洋镇出土的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墓，砖铭为“隆安三年（399年）九月十日，隆安年，任笔”。江南街道小溪出土的“晋故乐安令钜鹿程氏之墓”。大田街道出土的南朝宋“元嘉廿年（443年）”墓，砖铭为“宋元嘉廿年（443年）八月廿六日，富孝祖作”。古城街道龙顾山出土的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墓，砖铭为“宋故太岁戊子（考南朝刘宋仅一戊子，即元嘉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建，骆”。白水洋镇出土的“孝建”年间（454—456年）墓，砖铭为“孝建（454—456年）口年，张称父”。江南街道叠石山出土的南朝宋“孝建二年（455年）”墓，砖铭为“孝建二年（455年），高法贤”。大洋街道双桥出土的“大明八年（464年）墓，砖铭为“大明八年（464年），陶口先，八月十日”。河头镇出土的“……十五日造”墓，砖铭为“……十五日造。……孝子王悝作”。河头镇出土的“……年”墓，砖铭为“……年八月二日，徐氏造”。不明出土地的西晋“元康（291—299年）”年间墓，砖铭为“元康（291—299年）……夏冢”。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砖铭为“永宁二年（302年）八月五日，章禄所作”。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墓，砖铭为“永和十年（354年）八月卅日，孝子余俭”。南朝齐的“隆昌元年（494年）”墓，砖铭为“齐隆昌元年（494年）四月廿七日，任夫之廊”。“……泰元年”墓，砖铭为“……泰元年八月廿日，富令举”。“……康五年”墓，砖铭为“……康五年九月，陈（左单人右全）”。“……七年”墓，砖铭为“……七年六月十日，房敬德”等等。这些墓葬分布范围广，内涵丰富，墓穴大小不等，形制多样。出土的器物主要分青瓷器和青铜器二大类，青瓷器有罍、罐、壶、瓶、碗、盘、碟、水盂、虎子和狮形水注、青瓷羊等；青铜器有洗、魁、剑、镜和鐎斗等。另有铁剑、钱币和错石等等。现就墓葬中比较重要的几座，编成3号。1号墓位于杜桥镇洋平村西约0．5公里的大木湾窑岗。墓为竖穴砖室，由墓道、墓室组成，平面呈不规则形。墓室长2．5米，宽1．3米，高1．6米，东面耳室宽0．6，高0．7米，券顶。墓砖纹饰为叶脉纹与钱纹等。2号墓位于杜桥镇以西5公里的湖山下村后的小山坡。该墓1963年发现，1964年进行了清理，清理时发现墓顶有一盗洞。墓葬为双穹窿顶砖室，由墓道、排水道、墓室组成，平面呈椭圆形。墓室地面用高低分为两室，成梯级。前为墓道，左侧为排水道，墓道中间两侧设耳室。总长度连墓道约7米，主室高3、宽3米。墓室铺地砖一竖一横，墓道铺地砖作“人”字形，墓壁砌法三横一竖。墓砖长0．365，宽0．065，高0．05米。纹饰为钱纹、条纹、兽面纹等，部分墓砖有“元康二年口月三日造”铭文。由于以上墓葬均遭毁坏或盗掘，故出土遗物甚少。从墓葬的型制看，1号墓平面呈不规则，型制为丹会类型中之f型6式，年代当为三国吴初期。2号墓墓砖上有“元康二年口月三日造”铭文，元康为晋惠帝年号，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故此墓的建造年代应是晋元康二年。此外，遭到破坏的六朝墓葬还有很多，基本上都集中在杜桥镇一带，尚有痕迹可寻的据不完全统计有，西洋1座、洋平2座、溪头2座、大汾岸头2座、溪口马岙14座，另有涌泉镇2座、沿江镇红光2座和河头镇的殿前2座。殿前的2座的古墓葬，一为刀形砖室，出土鸡首壶一只，铜镜一枚；一为东晋竖穴土坑，出土点彩四系罐一只。殿前的东晋竖穴土坑墓，也是临海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座六朝土坑古墓葬。墓葬的大量发现，也足以证明临海一带当时的经济已相当发达。
　　南朝开始，临海已发展成为江南较为富庶的地区，与会稽、东阳、永嘉、新安等一起合称当时“政府财政所资”的浙东五郡。确如所说，这种不断发展的经济状况，还可以从文献中得到印证。如《宋书·臧质传》载：臧熹“为建威将军、临海太守，郡经兵寇，百不存一，熹绥缉纲纪，招聚流散，归之者千余家。孙季高海道袭广州，路由临海，熹资给发遣，得以无乏”。据《宋书》卷49，孙季高即东晋振武将军孙处，“会稽永兴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于世”。其“率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是为追歼卢循义军。此事发生在义熙六年（410年），当时临海郡在孙恩之乱后，重新招聚的人口不过“千余家”，却能提供三千人的兵饷，可见当时的粮食生产水平。又《宋书·王僧达传》称：“（僧达）兄锡罢临海郡还，送故及奉禄百万以上”。送故是指郡县官离任时百姓“按例”赠送的钱。王锡任临海太守当在刘宋元嘉中（424—453年），其离开临海时能够从百姓身上刮走“百万以上”之钱，则临海郡绝不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再如《南史·王筠传》所载，“（王筠）出为临海太守，在郡侵刻，还资有芒履两舫，他物称是，为有司奏，不调累年”。这也足以表明当时临海郡的特产是颇为丰富的。还有《陈书·王元规传》的记载，谓“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一个郡的豪绅，家中即有“资财百万”，由此可见临海经济的发展程度。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最有影响的当是宗教的传入。从有关文献分析，临海早期传入的宗教主要是佛道两教，其中道教可能早于佛教的传入，但是后来居上的佛教却超过了道教，影响更大。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传统宗教，它是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等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时逐渐形成的。道士之住临海，较早的有东汉著名道士葛玄。相传葛玄曾于临海盖竹山修炼，宋《嘉定赤城志》载有“仙翁茶园”，后又于临海的丹邱驿结茅修炼“九转金丹”。
　　东汉时居临海的著名道士，还有东阳人赵炳。《后汉书》称其东入章安，济世救民。章安今恶其惑众，而杀之。赵炳死后，临海百姓于白鹤山建“灵康庙”，用以祭祀。临海道观以开阳观为最古，据说建于东汉建武二年（26年）。此说虽不一定可靠，开阳观也无踪迹可寻，但它建于东汉末期则是可能的。两晋南北朝时，居临海修道的著名道士见于史籍记载的很多。东晋有宋君、平仲节、葛洪、王世龙、赵道元、傅太初等。其前为不知名道士，晋时于临海县西六十里地处，建观以居，号“宅仙”。宅仙观几经兴废，所废年代亦不详。宋君，生平不详，晋时居括苍山修道。平仲节，河中人。五胡乱华时渡江入括苍山学道，受师宋君。存心镜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天台山方外志》谓其“如此积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体有真气。”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五月一日，中央黄老于沧浪云台遣迎，即日垂云驾龙，白日升天。葛洪（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晋永康元年（300年）从葛玄的弟子郑隐（即郑思远）学。悉得其法。曾于临海的盖竹山和括苍山修道、炼丹。其所著《抱朴子·内篇》云：“江东名山之可得住者，有……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又云“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明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又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王世龙、赵道元、傅太初，三人同居盖竹山，均为得道之人。东晋时还有句容人许迈，曾居临海盖竹山盖竹洞修炼养生之道。许迈，字叔玄，又名映，其博学多才，善于文章，性好清静无为、养生之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云其：“世为胄族，冠冕相承”。又谓“总角好道，潜志幽契”。曾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得中部之法及三皇内文。初隐余杭霤山，继迁桐庐恒山。东晋永和二年（346年），移入临安西山。于是改名为玄，字远游。许迈于临海盖竹山曾建有一观，曰“栖真”，有石室、登霞台，葛玄礼斗坛、卧龙墠等。许迈游道天台赤城山时，于山遇王世龙、赵道玄、傅太初。因师王世龙，“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脑精。三年之中，面有童颜”。生平与王羲之交好，常有诗书往复。与王羲之书云：“自天台山至临海，多有金台玉室，仙人芝草”。东晋升平五年（361年），临海郡太守郗愔，感于社会动荡，遂以疾去职，隐章安修道，二十数载，著有“太清丹经”等道经百余卷。陶弘景为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医药学家、炼丹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稜（今南京）人。其传上清大洞经篆，开道教茅山宗，成为上清派的实际创始人。陶弘景曾居临海括苍山，并于临海灯坛山建灯坛观，且居观修炼多年。南朝时，居临海修道的有郑元，郑元，字子阴，俗号“彭先生”。其相貌与常人有异，“多须缺前齿，左颊有赤痣”。常往来临海烧山中，以观人情及修道，踪迹诡异不定。此外，南朝兴建的道观，尚有梁天监二年（503年）建成的临海崇真观，梁时所建的临海成德观等。
　　佛教自创立后，通过贵霜王国和融合东西文化的犍陀罗与马土腊艺术，得到发展，并且不断传播到西域各国。然后，随着西域各国胡人大批迁居中原及中国内地而传入。三国孙吴时期，由于江左的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加上历代吴主对佛教的支持，而刚刚开始发生的玄学思潮，也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而就在这个时候，佛教开始进入了广泛传播的阶段。三国吴是临海佛教的初传阶段。当时的临海境内有佛寺六所，即建于吴赤乌二年（239年）的演教院和吴赤乌中（238—251年）的广孝院、广化院、多福院、宝轮寺、东源寺（以上六所寺院今属黄岩）。以有典可考记，这是临海佛教起始的标志。事实上，临海佛教不仅仅是表现在六所佛寺的创建，而在其它方面也有所体现，如临海市博物馆所藏西晋初年的“魂瓶”。该“魂瓶”出土于沿江镇红光下白岩村，虽只余顶部，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下层塑有一尊佛像。这尊佛像具有典型的马土腊风格，后有头光，手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青瓷“魂瓶”上堆塑佛像，足以说明佛教深入民间的情况。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更是临海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时，佛寺已由三国吴时的六所增加到二十一所。许多著名的寺院，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如现存的涌泉寺、法轮寺、证道寺、延庆寺、云岩寺，以及佛教天台宗五祖章安大师出家的摄静寺（今属椒江）等。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文献中绝少有僧人及僧人译经、弘化的记录。名号履里可考者仅应俊、法宗、慧明三人。应俊，里籍及生卒年代不详，南朝刘宋元嘉四年（427年）创建了临海慧因寺。法宗，临海人，活动于南朝刘宋时期。博通《法华》、《维摩》，长于弘化。初于临海出家，后居剡中（今浙江嵊州）“法华台”，从其所学者有士大夫及庶人三千余。慧明，康居人，世居东吴，南朝齐时僧人。幼年出家于临海章安东寺，潜心于“佛性”的研习和传播，影响颇大。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应俊生平无考，慧明时代稍晚，而临海人法宗则无疑是临海佛教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高僧。此外，又据《释迦方志》记载，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丹阳尹高悝在张侯桥浦地方发现一尊金身佛像，但却缺少了像足与趺座，便将其供奉于长干寺。数年后，临海渔人张系世在当地海口打渔时，忽见水面上浮出一个铜莲花座和像足，临海太守表奏朝廷，即敕送至长干寺，结果“宛然符合”。这一故事亦足说明佛教在临海已广泛深入于普通民众之中。
　　临海见于记载的书法家，最早是在东晋初期。东晋南渡，大批汉族土大夫随至江南，其中很大一批人进入临海，当时临海的主要书法家有：李式（275—328年），字累则，江夏钟武人。东晋初期任临海太守。是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的侄子，王羲之称其书“是平南（王廙）之流，可比庾翼”。李廞，字宗子，号李公府，李式弟。好学善草隶，随兄来临海章安（今属椒江），后即定居于此。郗愔（313—384年），字方回，高平金乡人，东晋时任临海太守。他是王羲之妻弟，善章草、隶、草书。王僧虔《论书》云：“郗愔章草，亚于右军”。梁武帝评曰：“郗愔书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难，疏散风气，一无雅素。”孙绰（320—375年），字兴公，太原中都人。任临海章安令时，写过著名的《天台山赋》。其善书博学，是参加王羲之兰亭修禊的诗人和书法家。南朝时期，临海的书法大家尚有担任过临海太守和章安令的羊固、傅昭、周颙等。此外，东晋时曾于临海盖竹洞隐修的道士许迈，南朝中于临海灯坛山建灯坛观的道士陶弘景，他们也都是著名的书法家。许迈书有晋人风致而尤清逸；陶弘景书师钟王，真书劲利，欧虞往往不如，隶行入能；画品超逸，笔法清真。以上诸人在临海的活动和定居，对临海的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近现代临海境内出土的六朝墓砖上的文字，书法面貌多样，水平很高，可作印证。
　　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海，出现了一位著名文士和二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一位著名文士就是任旭，任旭，字次龙，生年不详，卒于东晋咸和二年（327年）。按史料记载，其为章安人。但近年有学者据新发现的任氏材料考证，确定为临海涌泉人。任旭一生“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精研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晋书·儒林传》）。在晋代高层社会中名声很大，位列《晋书·隐逸传》，是见于正史的第一位临海人。此外，又有任颙，也应是高雅之士。据《世说新语·政事篇》：“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霑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注：《语林》曰：“任名颙，时官在都，豫王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二部重要著作，一部是三国吴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另一部是南朝宋孙诜的《临海记》。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约作于公元264—280年之间，此书以记载临海郡的物产和风俗为主，是临海历史上现在尚能见到重辑本的最早学术著作。它的物产部分包括了动植物，尤其是对海生鳞介类动物的记载相当精确，可以看出古人认识和利用自然物并且对这些自然物进行鉴别和命名的能力。它记载的海洋捕捞动物共有90多种，如鹿鱼、土鱼、鲮鱼、比目鱼、鲤鱼、牛鱼、石首鱼、槌额鱼、黄灵鱼、印鱼、寄度鱼、邵鱼、陶鱼、石斑鱼、乌贼以及蚶、蛎、蛤蜊等等，这些海物至今仍是临海一带海洋和滩涂的主要海产品。它的风俗部分，记载有夷洲（今台湾）等地的风俗和历史，指明“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书中的记载，明确反映了当时夷洲与临海郡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夷洲的最早记载。孙诜的《临海记》，是继《临海水土异物志》之后临海历史上第二部学术著作，现尚存辑文27条。这两部方志类著作的问世，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学者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研究有着超过其他领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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