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沙尼亚的教育机会和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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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8月20日，爱沙尼亚重新获得独立和有按照和民族国家有关的各个方面的要求来发展自己的国家的机会。由于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在和前苏联分离后面临着一些问题。大部分问题是和其重组经济有关，但也有牵涉到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经济生活变化只能在其中工作的人民得到重新教育的机会以后才能发生。基本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创造出具有能和别的国家的教育水平相比拟的教育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使爱沙尼亚进行国际合作。
爱沙尼亚的人口只有一百万加略多一点。从保存民族意识角度看，在爱沙尼亚教育中找到可以视作为爱沙尼亚文化的关键部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传统部分，这可以使爱沙尼亚保存其民族文化和保存她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地位。就可接受的人的价值和道德而言，它也可以使爱沙尼亚参与世界文化。
旨在实现民主社会的一般性口号很难通过一个政治或司法决定就实现。使社会享有民主是特定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持续的和基本的功能。在爱沙尼亚与独立的社会相适应的教育范式仍在发展中。为了发展这种范式以及在国家层面上贯彻社会协议，还必须进一步确定教育的内容和组织。
在爱沙尼亚市场经济已经运转了好几年，但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成功的。失业人数相当大。但与此同时，在很多领域却没有足够够格的工人。原因是爱沙尼亚比起其他部门来变化较慢的教育体制跟不上迅速发展的形势。这种情况通过研究和预测劳动力市场情况是完全可以得到缓解的。因这样做以后，所有尚未决定他们的教育方向的青年人可以得到有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信息。在像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家里存在着根据学龄儿童的数量研究和预测劳动力市场需求情况的现实的机会。
本文所讲的在爱沙尼亚这个过渡社会中发生的重要变化是从教育以及社会和经济对教育的要求的角度加以分析的。本文所用的统计数据来自《爱沙尼亚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一书，该书是由塔林技术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瓦伊诺·拉杨固（VainoRajangu）和海利奥·萨尔(HeljoSaar)编辑的。
爱沙尼亚社会在变化中
为了描述后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使用“过渡”这个术语。意思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改变。在最近几十年中过渡概念也被用于描述南欧、拉美和东南亚的迅速经济政治发展。这一重要概念是关注形势发展的外界（西方）专家提出来的。讲到过渡，就是在假定一个外界人的位置，使他能估计发展就像判断某人的旅行一样，确定他离目标还有多远。
对后共产主义者国家进行他们的改革是否成功的评估的专家大都来自西方政治和经济机构如欧洲事会和欧共体。不同后共产主义者国家的经济差别有的在十倍以上，欧共体理事会挑选了五个国家——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作为谈判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伙伴，认为他们是后共产主义者国家中改革最成功的国家，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很明显将结束这一过渡时期。
西方观察家认为爱沙尼亚的激进改革非常成功，但爱沙尼亚公众舆论却表示怀疑。不相信的原因是立场和标准不同。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是考虑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性质，而爱沙尼亚人民为所有这一切付出了很高的社会代价。最近十年中出生率和平均寿命均明显下降。吸毒、犯罪、社会不平等却增加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社会学家把后共产主义者国家的人民分为得益者和失败者，得益者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爱沙尼亚的特点是代际之间得益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1993-94年激进政治改革中年轻一代的政客和企业家成了领导人。年轻精英的乐观主义和成功和老一代的越来越加重的怨恨和失望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情况已经明朗，有几个社会群体以失败者而告终，他们和得益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地扩大。
大批失败者把社会一体化的成就变成了最尖锐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成为未来经济成功和民主前途的关键问题。波兰研究人员里查德承认为了社会生活组织的稳定，改善中间群体的情况比边缘群体更为重要，因为中间群体是过渡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相互移动的可能性和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发生的交流对那个群体有利的问题。是那些懂得更多，获得更多他们可处置的资源还是他们的知识尽管多但看起来无多大用处？是那些拥有资源的人懂得使用它们的规则还是资源在他们手中失去了价值？
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欧洲的教育传统把教育看作一个个人的自立、个性和道德发展的主要依据。从社会角度看，教育是发展、保存文化和向下一代传播的手段。爱沙尼亚的教育的优先次序是国家发展计划、投资、社会和文化政策居优先地位。教育是爱沙尼亚成功地和欧洲和世界的文化和经济空间打交道的最重要的资源。虽然对教育的需要在爱沙尼亚得到高度珍视，但同时青年人的教育努力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没有互相得到考虑。我们需要对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教育有一个清楚的看法。
青年人的教育选择
根据爱沙尼亚的宪法，每个孩子都有权受教育，父母可以决定他们的子女接受何种教育。义务教育从7岁开始（新学年从9月1日开始）。基本教育是在基础学校进行的，时间为9年。有些儿童并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目前这是爱沙尼亚教育中最为痛苦的问题。现在正在寻找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当我们比较一下9年前基础学校一年级学生的数量和9年后的毕业生数量，就会发现少了20%左右。青年人未完成义务教育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近几年青年人读高级中学的增加了（70%）而上职校的减少了。好几项教育政策促进了青年上高级中学而不是职校的愿望。其中之一是接受高中毕业生进技校的决定。这就缩小了那些完成基础教育后的青年的选择。上述倾向带来以下问题：
（1）学会一项职业的时间更长，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要后推几年。
（2）普通高中教育以继续在高等学校学习为取向的，这对某些学生来说由于大学入学竞争太激烈，是不适合的。
（3）那些进不了高等学府的学生未经职业教育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他们面临着找工作难的问题。
近年来，1/3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学府继续学习，不到1/4的学生进职校学习。有一些到国外上大学，但不幸的是我们缺乏确切的数字。
职校的毕业生有一项具体的职业，很少有人在大学继续学习。目前3/4的基础学校毕业生在高级中学学习是爱沙尼亚一般教育体制广泛发展的结果。基本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法把基本教育的目的定为为高级中学的学习作准备。这意味着获得一项职业的专业知识不是基础教育的任务。在发达的欧洲国家，继续教育的问题必须在完成基础教育时解决，因为在决定未来职业前进行12年的学习被认为化钱太多。在实际上，大约有30%的高毕业生进大学继续学习，而相对大数量的高中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危险。在所有北欧国家——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职校毕业生的数量是爱沙尼亚的2倍多，芬兰甚至比爱沙尼亚大3.5倍。
比较一下爱沙尼亚和北欧国家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数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专业群体层面上的有趣倾向。有三个领域拥有数量最多的毕业生；爱沙尼亚（应用高等教育和大学）
——教师培训17.3%
——商务15.6%
——技术教育12.7%
芬兰
——教师培训25.4%
——技术教育25.1%
——商务10.7%
瑞典
——商务17.8%
——保健、医疗14.3%
——教师培训15.1%
挪威
——教师培训44.6%
——保健、医疗14.3%
——商务13.0%
丹麦
——保健、医疗20.6%
——商务18.6%
——技术教育18.4%
影响学校体制最大的人口问题是出生率的变化。最近10年出生率在爱沙尼亚下降了两倍。这样的变化造成了很多学校关闭。教师没有工作，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自从1987年以来，出生率逐年下降。这意味着每一年进入基础教育的学生数量均在减少。出生率减少对基础学校毕业生的影响将从2003年起开始可以感受到（小孩7-9岁上学）。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在有些地区出生率下降的影响已经可以感受到。
对教育的要求和学校体制的发展
最近越来越多地讲到需要找出爱沙尼亚的教育需求。首先的问题是，对教育的需求能否以独特的方式加以理解？它会影响谁和影响什麽？在劳动力市场，如果让未来的雇主和他们未来雇员见面，雇员也不一定和雇主有共同的利益。雇主提供工作，认为雇员应当有某种教育和素质水平。比如，学校里未来的数学教师应当有大学数学系文凭以及教师资格。当一位年轻人到学校去工作时，雇主和雇员都应当感到满意。
青年人在学校毕业后来到劳动力市场一般希望找到一个和他们的教育及资格相称的工作。在某些领域他们获得成功，在其他一些方面则没有。当他们确实找不到一个和他们的教育及资格相称的工作时或当工作的条件和工作的性质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时，他设法重新获得自己的资格。青年和雇主的兴趣是不对称的。很大一部分青年人对职业的选择决定于该职业受欢迎的程度。这种对教育的选择也是对教育的需求，反映在要求进入高等教育的申请的统计情况。在受青年人欢迎的领域的学科入学竞争要比不受青年人欢迎的领域的竞争激烈得多。比如，希望学金融的青年数量要比学工程的人多得多。出自青年希望的教育需求可称之为对教育的社会需求。
在发展学校体制时应该考虑哪种需求呢？世界上有些国家学校体制的发展是建立在青年对教育的需求之上的；接受入学的数量是根据申请者的数量确定的。这样青年人就能实现他们的教育愿望，但某些领域和某些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人数可能多于实际的工作机会。同时，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工作机会多于毕业生人数。在毕业生多、工作机会少的领域，社会关系紧张状况随时间推移而加剧。为了解决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在很多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在大学接受学生时对某些领域或全部领域引入（工作机会）参考数体系。（工作机会）参考数体系只适用于国家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根据这些参考数据获得财政资助。私立学校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每个学校自己决定接受多少学生。私人教育机构一般提供受青年人欢迎的领域的教育，因这样较容易招收学生。
如果说某些领域和教育层次得到青年额外的注意和欢迎的话，那么另外一些就可能没有足够学生。我们可以在爱沙尼亚发现一些这样的例子，在那里有的学校招不到足够的学生。人们不应当忘记。对基础学校的毕业生，高级中学和职校都在争夺，对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大学、其他应用科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以及职业学校亦均在竞争。
最近几年，申请到一个教育机构上学的人已不再需要提供原先学校的证书原件。只要一份复印件就足够了。青年人往往利用这种情况同时向几个教育机构申请。如果他们在一个学校的申请被拒绝，还有希望在别的学校被录取。但这种情况也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教育的需求的实质上有很大增加，因为申请入学的数量增加了。经过竞争，有些在竞争中得胜的学生并不一定在某个学校上学，因为他们可能选择了另外的学校——因这些学校也录取了他们。
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在对学校体制编制发展计划时需要对爱沙尼亚的教育根据何种需求来发展作出决定，是否：
——根据来自工作机会的教育需求
——根据来自青年人要求的教育需求
——折衷方案。
第二，我们需要按地区了解在未来几年中学龄人口的数量。第三，需要就哪些领域根据基础教育要求进行教育、哪些领域根据中学要求进行教育、哪些领域可以随意决定作出决定。第四，编制学校体制的发展计划，这对编制国家和地方预算、发展物质基础和培训教师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爱沙尼亚的发展仍处于大变动的阶段，与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相比，根据目前状况进行预测要更困难一些。有必要利用某些领域的专家和利益集团的代表来作这项工作。
在过渡社会对教育需求的改变
在过渡时期教育需求的改变有一些特征。有些变化和市场经济下发生的情况相类似，有些具有先前指令性经济下发生的情况相类似，有些具有先前指令性经济的的特点。在过渡时期迅速变化的领域，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变化的时间跨度。比如，一个专业在人们刚入学的时候社会有很大的需求，但当到学生毕业的时候情况则可能改变，工作机会在实际上可能要少一些。当然也会有很多相反的情况。爱沙尼亚在过渡时期（1991-1994）的第一年，生产大幅度下降，带来了对工程师需求的下降。同时新的企业开始发展，需要满足新的要求的工程师。我们在未来是否比80年代末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决定于爱沙尼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对工程师的需求也有增加的倾向。
随着对在型集体农庄的清算，对农业专家的需求减少了，今后不大可能再出现对这种专家的更大需求。随着医院网络和保健体制的重组，对医生数量需求在将来将会减少，而且也不会重新恢复到先前的水平。对律师的需求，和对医生的需求正好相反，一直在增加。这在某种平衡实现之前将一直是如此。
爱沙尼亚过渡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对外语语言学家，特别是英语人材的需求的巨大增加，为了进行国际交流。对外语语言学家的需求高峰出现在1990年，在此以后第一个语言学习高潮就过去了。领导人和专家获得了用外语进行交流和作生意的经验，因此很多机构现在已不再需要专门的外语专家了。
人们能从爱沙尼亚教育体系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申请进高等学府深造的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在职校学习的比例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要小得多。这种情况开始在满足经济对熟练工人的要求上出现问题。有些青年人并没有完成学业，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这就造成了社会上未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在最近的将来，随着人口情况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出生率的下降——开始影响学校体制和它的产出。这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额外紧张。
在某些教育领域，在经济对教育的需求和青年人对教育的需求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增加了社会的紧张。缓解这种紧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体制的不和谐可以通过继续教育体制加以消除，这种继续教育也可帮助组织再培训。
性别作用与教育机会选择
虽然爱沙尼亚教育体制保证男女性别的青年均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看起来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道路有很大的不同。在高中生中，多年来女生占压倒优势，在男孩中有很多人不上高中。只有25-30%的高中毕业生是男孩。在职业学习的男孩量则大大超过女孩。男孩在基础学校毕业后就选择了这种学习方式，而女孩是在高中毕业以后才对职业进行选择的。根据社会学家的看法，最近在好几个领域男女差别有所增加，在爱沙尼亚，他们之间的水平等也在增加。特别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注意到。在经济的所有部门和所有岗位上妇女一般比男子挣钱少，但同时在妇女中间教育水平提高得更快。1/3略差一点的领导人和企业经理是妇女。
对爱沙尼亚教育体制发展的一个结论性观点
在最近10年中在涉及教育内容、教育机构的体制和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爱沙尼亚教育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爱沙尼亚在传统上是以其教育的高水平而闻名于世的，但同时其教育体制不能以灵活的方式对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变化作出反应。最近几年，爱沙尼亚政府的教育观念有不少变化。讨论这些问题的文件之一是由爱沙尼亚总统学术理事会编辑的材料，称为“爱沙尼亚的学习”。该文件的观点是爱沙尼亚教育发展的标志。
爱沙尼亚的主要教育问题是难以对外界条件的变化作出调整，寻找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过程受到了潜在的政治意志的妨碍。这是部分地由于过渡时期不同优先等级，部分地由于等待回答的问题和其他问题，首先是地区和社会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爱沙尼亚的社会分工中教育是最穷的部门。这就显什么不可能对学校老师和大学的讲师和教授付给适当的工资的原因，在过渡时期教育出现了不平等并有所加深，这意味着穷人家庭出身的和农村地区的儿童的教育机会的减少。
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三种影响教育组织的倾向：（1）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青年数量在增加。达到各种年龄群的一半。（2）持续教育–––终生教育–––可以帮助保证工人和国家的就业。（3）教育范式的改变，集中注意力于获得确定自己在知识中的方向的知识。爱沙尼亚的教育创新也符合这些倾向。爱沙尼亚计划于1998-2007年进行的教育改革是建立在以下特点之上的。
——历史发展的爱沙尼亚的传统——珍视教育；
——在教育领域为改变的社会作准备；
——爱沙尼亚的历史经验和地缘政治地位，使我们可以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桥梁；
——信息社会提供的机会
考虑到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发展趋向，爱沙尼亚面临着以发展教育作为国家进步的主要资源的重要机会，但这种机会只能在开放的国际合作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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